王长华:马家窑文化——一座有待开发的宝藏(下)

时间:2017年08月10日 信息来源:定西日报 点击: 【字体:

王长华:马家窑文化——一座有待开发的宝藏(下)

景生魁先生认为,引起羌族迁徙的原因,主要是内部的冲突、分化。

德国人类学家费里茨•格雷布内尔说过:“一个文化圈处于地区中间,它是晚出的。处于地区的边缘,则是最古老的文明。”

张润平认为,这句话用在其他族群的变迁概述上不一定准确,但用在羌人变迁史的概述上却贴切之极。华夏文化的创生与形成就是这样的。古羌族创造了华夏文化,但又远离了华夏文化的中心,固守着最古老的文化。而那些勇于否定自己的古羌族,他们往往能够推陈出新,有继承有发展,形成多层次的文化圈、文化层(《试探古羌族与汉民族的关系源流——兼对汉族概念的解读》)。

著名羌学专家、四川阿坝州西羌学会会长、《西羌文化》杂志主编杨光成先生在谈到羌族来自西北问题时,列举了历史上的三次羌族南迁:一次是公元前451年秦献公称霸西戎,陕甘青羌人部分南下;二次是公元前202年汉武帝刘彻“北逐匈奴”“西逐诸羌”,使甘青地区的羌人南迁到四川、云南等地;第三次是公元1227年西夏王国被蒙古军征破,大批的党项羌人迁徙到四川,在今甘孜州的木雅、丹巴县和阿坝州的松潘、茂县、金川等地定居。

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的苏海洋、雍际春认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逐渐形成了一条东连渭河中下游的关中平原乃至中原,经渭河上游的天水、嘉陵江流域的西汉水、白龙江下游、白水江至川北嘉陵江上游,或由西汉水经徽成盆地至川北嘉陵江上游,然后经涪江、成都平原、大渡河下游至云贵高原西北的半月形彩陶文化传播线路。

这说明,古羌人南迁的路线,与彩陶文化的传播线路,以及黄河上游和古蜀文明的交流路线大致吻合。

由于高山大江的阻隔,历史时期西南地区部族与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西南地区南部以非汉部族为主……邛都、滇、昆明三个部族主要活动在金沙江流域,金沙江以北为邛都部,金沙江以南分为滇、昆明两个部族。这三个部族乃至于更北的笮(ze,zuo)都部都属于古羌人。考古发掘证明,滇以及昆明部所在地均发现与齐家文化接近的器物,由此推断古羌人的南迁应在齐家文化期之后,且循青藏高原边缘,逐步迁移,定居在洱海、滇池等地。

在考古学界,以细石器为代表的工艺传统,向来被公认发源于我国华北地区。在金沙江北岸四川省攀枝花市的一处名为回龙洞的洞穴中,发现了大量的“细石器”。以此为依据,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曾提出,回龙洞细石器的出现,“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大约1——2万年前,具有小石器和细石器传统的北方人群,已经开始由黄河上游地区的甘青高原向南迁徙,进入到川西高原地区。”他们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川西高原地区最早的原始居民,也是西南地区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

随着考古发掘的开展,这种黄河流域文明传入金沙江流域的例证源源不断:在甘肃大地湾遗址常见的单孔或双孔的长方形钺,频繁现身于四川西昌礼州遗址;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在沿金沙江两岸的诸多遗址可见,且自北向南逐渐减少……这些带有黄河流域文明印记的西南地区遗址,大多集中在新时期时期,其中又以四川的营盘山遗址年代最早——距今5500年左右。这意味着,黄河上游居民南下的时间要早于这个时间点。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石硕认为,这种成规模的南迁应该大致始于距今6000年前后,下限不晚于距今5500年。

连点成线,黄河流域先民的南下迁徙路线也逐渐清晰,并和金沙江的流经路线大体吻合。自北而来的金沙江,由玉树巴塘河口南流,形成南北交往的天然通道,又折而向东,将被横断山脉阻隔的东西交通串联起来,它与怒江、澜沧江共同流经的区域,被我国已故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为“藏彝走廊”,是多民族沟通迁徙的天然孔道。而考古学上的证据,更将这种文化交流,提前到了新旧石器交替的时代,并勾勒出一股新石器时代南下的壮阔移民洪潮。

考古学上的重重例证,从遗传学的角度也得到了确认。多年来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致力于通过Y染色体上的遗传标记,探讨东亚人群的起源、迁徙及其相互之间的遗传关系。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约6000年前,黄河流域人群的一支,通过“藏彝走廊”向西、南迁徙进入喜马拉雅地区,并由此产生了汉藏语系内的汉语语族和藏缅语族的分化。这一时间点和考古遗址显示的信息大体吻合。

由此可以推断,在距今6000——5500年左右,正是由黄河上游地区南下的人群,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形成了较成熟和繁荣的新时期文化,并与甘青地区同时代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的新时期文化形成了分野和平行的发展态势(魏东《金沙江——阻隔与交融之间》,载《中华遗产》2014年第11期)。

近年考古发掘证明,新时期时代晚期西北地区与云贵两地就存在文化交往,其中源于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类型的器物均在这一带发现,文化影响最远达滇东、黔西一带。无论间接传播还是人群迁徙的直接输入,文化传播证明,早在三、四千年前,西北与西南即存在一条可通行之道(参见蒙文通:《四川古代交通路线考略》,《古地甄微》,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84——195页;翟国强:《滇文化与北方地区文化及族群关系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

马家窑文化衰落的气候原因

西北地区气候波动与全球气候变化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区域性特征。整个全新世时期存在着气候不稳定性,出现了多次气候波动,如距今5000和4000年多次出现气候恶化事件,并造成了我国西北地区人类文明的相应变化。

在千年尺度上,距今4000年以后气温、降水都在持续减少,环境逐步恶化。全新世以来气候出现过多次的冷暖、干湿波动,其中以距今4000年的降温最明显,这次气候事件在我国和世界各地都有表现,是一次全球性的气候降温事件,在我国以温度降低、降水减少、气候带南移、北方地区气候恶化为特点,对古代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群迁移,文化格局变动,原农业文化区出现小范围“空白”。在这次极端气候事件中,北方文化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应变策略,并取得良好效果。

人群迁移又造成战争频繁,规模扩大。这些大规模战争也为我国社会进入成熟的国家和文明阶段奠定了基础。

环境恶化最终导致经济形态发生变化。距今4000年以后,由于环境恶化、草原带南移,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甘青等地区畜牧业成分明显加大,利用较大草场牧牛放羊已经成为北方地区的普遍现象。此后北方长城沿线的半农半牧—畜牧业文化带,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在这次气候事件中,敏感地带的北方农业文化显然采取了新的卓有成效的应对策略:不是任其衰竭或大范围迁移,而是转变经济形态来适应这种变化;不是与北方狩猎或游牧文化水火不容,而是逐渐加强融合。这样既保持了文化的连续性,又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

这或许能够说明马家窑文化在距今4000年左右达到巅峰状态后逐渐衰落的原因。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石硕同样注意到了古代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原来,在距今6000年前后,黄河流域的气候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变化,降水量几乎垂直下降,气候由温暖湿润急骤地转向寒冷干燥。石硕分析说:“可能正是由于气候环境带来的压力与生存困境,迫使黄河上游中的一部分人群开始沿着河流通道南下,向着纬度较低并拥有较为温暖湿润的河流谷地的藏彝走廊地区迁徙。”

从西北黄河流域沿“藏彝走廊”地区而来的文化、人群上的交流,几乎贯穿了整个历史时期。直到今日,我们还能在金沙江流域的少数民族身上找到共同的西北元素。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幸晓峰,在来自西北的彩陶图案与金沙江流域的远古乐舞中构建起了这种联系。最先引起他注意的。是新时期时代晚期一件甘肃马家窑文化双排舞蹈纹彩陶盆。这件陶盆上绘有上下两排牵手相连的舞者,舞者间弧形的层层纹饰仿佛阵阵音浪,向耳畔袭来。“这种在西北彩陶文化中常见的纹饰,所表现的是一种舞者围成圆圈的‘联袂舞’。而这种舞蹈形式在今天金沙江流域的少数民族舞蹈中都有类似的表达形式。”幸晓峰说。

其中,一种汉译为“弦子”的藏族舞蹈令他印象深刻:伴随着音色明亮的牛角胡和欢愉的歌唱,人们以男子为中心围成圆圈舞蹈,外圈由女子围圈间隔,层层扩散,可达百千人之多。踩着即兴音乐的节拍,队列沿着顺时针方向舞动,旋转不息。再比如彝族的“打歌”“都火”,纳西族的“哦热热”、普米族的“搓搓”,也是男女老少围成圆圈,载歌载舞的形式(魏东《金沙江——阻隔与交融之间》,载《中华遗产》2014年第11期)。

寻找一种文化自信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在遥远的古代,由于交通的不便和道路的阻绝,包括马家窑文化的先民们,他们的文化创造,还处于一种自在自为的阶段。

自汉代张骞凿通东西、班超出使西域开始,从东西方文化交流这一角度出发,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来临了。

而唐代的玄奘作为文化“行者”,被称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开启了一个文化自信的时代!

当时的大唐帝国,拿今天的话说,无论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是制度文明,都领导着当时世界的最新潮流。越是有实力,就越能向外开放和输出,也就越能吸纳外来的文化。而唐都长安,就是当时频繁地进行着文化交流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只有如此,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身处文化巅峰的唐帝国首都的玄奘,还会不远万里,历经千辛万苦,如饥似渴地去“西方”“寻求真理”!

在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气度的前提下,主动去“西方”“寻求真理”,与被人用洋枪洋炮轰开了大门后,让人家揪着耳朵去“西化”,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

佛教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至唐代,已经有了好几百年的时间。这期间,外来的佛教文化经过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经变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虽然在此期间,有过“三武灭佛”的不和谐音符,但在总体上,汉文化是敞开了胸襟,热烈地欢迎并接纳了这种异质的文化,并将其成功地本土化的。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只有自己的体格和体魄健全,肠胃功能好,任什么生猛海鲜,都能把它消化——文化交流又何尝不是这样!

从世界范围来衡量,有清一代,烂熟到极点的中国封建文化虽然已经走向没落,但满清的统治者却还沉浸在文化自傲的迷梦中,拒绝外来文化,致使清朝错失了多次图强维新的机遇。

至此,中国文化从千年自雄跌入了百年自卑的深渊。

至今,还没有从文化自卑的阴影中走出。

……

从文化自在自为,到文化自觉;从文化自信,到自傲;再从自傲跌落到自卑的深渊……中国文化的心理脉络,经历了一个起伏跌宕的曲折过程。

而民间和学界对于马家窑文化的研究,就是要从远古的先民那里,找回一种文化自信。

无疑,马家窑文化研究,属于对“过去”的探索;而弘扬和传播马家窑文化的精神和价值,则是着眼于“未来”。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文化上,还是缺乏一种自信。这与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中国的先民们创造了光彩夺目的马家窑文化,她的子孙们就更有理由为人类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文化,我对马家窑文化研究如此痴迷,目的就在于从远古中国的先民们那里,寻找一种文化自信!”

这是王志安作为民间学者的一种文化自觉。

马家窑文化应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重点

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蔡武指出:甘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同时又是华夏文明与各种文化交汇融合的重要通道。甘肃文化资源极其丰厚,特点非常鲜明。大地湾各期文化,马家窑、半山、齐家、辛店等彩陶文化和青铜文化,敦煌莫高窟及炳灵寺、麦积山等丰富的石窟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极其珍贵的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传承与创新的双重任务。

马家窑文化研究和产业开发,只有放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并与时代的要求合拍,才会迸发出无限的生命力。

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应该有主有次,有所侧重,切不可平分笔墨,平均使用力量,而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不可以到处撒胡椒面。这就需要决策者必须弄清楚,究竟什么才是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重点?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主战场”在哪里?这个主战场和重点,必须具有独特性、新颖性、唯一性等等特点,否则便是人云亦云,难出新意,难免陷入重复建设的泥沼。


(作者:王长华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