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华:马家窑文化——一座有待开发的宝藏(上)

时间:2017年08月10日 信息来源:定西日报 点击: 【字体:

王长华:马家窑文化——一座有待开发的宝藏(上)

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发现了仰韶文化后,翌年在甘肃临洮马家窑村发现了一种新类型的文化,把它命名为马家窑类型的仰韶文化。

后来,经过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对安特生考证的不足和部分错误进行修正,正式将“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单独定名为“马家窑文化”。

从此,“马家窑文化”便作为一个熠熠生辉的学术名称不胫而走,传遍海内外。

学术界对于马家窑文化的研究

苏秉琦先生在论及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关系时认为,“甘肃境内的马家窑文化诸类型同仰韶文化的相互影响关系,后者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考古学家石兴邦在对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进行了对比分析后认为,“如果说,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分别属于以鱼和鸟为图腾的不同部落氏族,马家窑文化是属于分别以鸟和蛙为图腾的两个氏族部落,那就证明,我国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存在着胞族组织形式。”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则梳理出了一条彩陶传播的路线:“甘肃地区的彩陶是从陕西关中地区发源,而后逐渐向西开拓,在公元前第五千年的半坡期到达甘肃东部,在公元前第四千年前半叶的庙底沟期到达陕西和青海东界,在公元前第四千年后半叶的马家窑期到达河西走廊东端,此后通过小坪子期、半山期、马厂期和四坝文化,一直延伸到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这个事实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时出现的彩陶文化西来说最有力的驳斥。彩陶传到甘肃之后的一个时期,风格基本上与中原保持一致;但到马家窑期之后,就开始走向独特化的道路,同中原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在中原彩陶完全消失以后的很长时期,甘肃地区仍然存在着彩陶文化,直到春秋战国方才结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始社会考古研究室主任谢端琚认为,“马家窑文化源于大地湾四期遗存。”

张忠培和李伊萍则认为,马家窑文化和大地湾四期是两支存在于不同空间、年代大体相当的考古学文化,这就排除了马家窑文化源于大地湾四期的可能。

朗树德和贾建威认为,“我国彩陶文化历时之久远、分布之广泛、图案之丰富、谱系之繁复,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甘青地区的彩陶,出现时间最早,文化成就最高,延续时间最长。”

甘肃新时期时代文化以丰富的彩陶为特征,迄今为止,出现了距今约8000年以来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彩陶,它经仰韶、马家窑、齐家、四坝、辛店、沙井等文化,一直延续了5000多年,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彩陶发展史。特别是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达到了彩陶艺术的巅峰,代表着中国彩陶艺术灿烂辉煌的成就。

西北民族大学马家窑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段小强认为:“马家窑文化主要来源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并在土著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东部文化、中西亚文化因素而形成,最终发展成了齐家文化。”

“陶器时代”的提出

上海大学教授林少雄则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彩陶,提出了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应该有一段较长的时间,被称为“陶器时代”。

“陶器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飞跃,陶器的发明不仅成为这一阶段的最重要的物质文明的创造,同时也成为了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生产工具。陶器不仅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对象,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系统而明晰的断代及划分凭证,同时也成为了这一时期文明发生、发展的重要标志和文化创造的具象表征。因此,用“陶器时代”完全可以概括这一时代的物质特征和文化内涵。

选取“陶器时代”,可以从文化学的角度,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按照其物质文化创造的不同表征划分为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而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其余的所有称呼都无法贴切地反映和概括这一时代的文化特色。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地域上,从古老的远东大陆到遥远的西亚腹地,从缤纷的欧洲区域,到坦荡的北非沙漠,从大洋洲星罗棋布的诸小岛屿,到广阔无垠的美洲新大陆,无不以陶器作为其最重要的物质文化表征。
  提出“陶器时代”有何依据呢?
  首先,陶器是遍布于华夏大地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中国陶器在地域上呈多元分布的状态,其中尤以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最具代表性。
  其次,陶器是遍布于史前时代人们意识中的一种文化创造物。在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中,有许多古代人物都是陶器的发明者。女娲补天和抟黄土造人传说的灵感,皆得之于陶器的制作过程。这种神灵抟土造人的神话,不仅古代中国和埃及有,而且几乎遍布于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中。
  再次,陶器曾被广泛地运用于史前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如饮食器皿、生产工具、宗教祭祀用具、陪葬品、葬具、建筑材料等等。
  陶器几乎成为了这一时代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部表征,且在世界各地,所有这一时期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内涵,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而不像青铜文化一样,只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浓郁的民族风格,在世界上不具有一种普遍性,因此,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陶器时代”。
  “陶器时代”的文化内涵及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它标志着人类对火的掌握的物态化与具象化;改变了人类的饮食习惯,促进了人类体质的进化;陶器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和创举,是此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不存在的事物,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全新的、充满睿智的文化创造;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定居与分居生活的开始,也标志了文明的创造和传播。
  林少雄用“遍地流光”来形容“甘肃彩陶的华夏背景”;用“满天星斗”来概括华夏大地东西南北中各个角落的文化类型遗存;以“北方鼎盛”来描述中国彩陶在这一时期风格多样、纹彩艳丽、形制丰富的独特风貌;以“西部繁荣”来概述后来整个华夏文明的萌芽。
  他还称甘肃彩陶的类型分布是“一枝独秀”;他判断老官台文化彩陶是“文明晨曦”;大地湾文化彩陶是“曙光乍现”;马家窑文化彩陶是“正午明媚”;齐家文化与辛店文化的彩陶是“夕阳西下”;寺洼文化、卡窑文化和沙井文化的陶器是“回光返照”……
  另外,他用“审美定格”来概括“陶器时代”的结束及影响;用“旷世绝响”来惋惜“陶器时代”的结束;用“寻根究源”来探索“陶器时代”的结束;用“潜流绵绵”来总结“陶器时代”的影响。他还用“曾经沧海”来探讨“甘肃彩陶与华夏文明的起源”。

民间对于马家窑文化的研究

在民间对于马家窑文化的研究中,甘肃马家窑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志安先生的研究成果最为人所瞩目。
  他发现在一件半山类型的彩陶上面,画着双彩大螺旋纹,螺旋纹的缝隙中还画着四个黑彩人物,人物迈开大步行走在田野上,张开五指播种,撒出的种子漫天飞舞。从这件彩陶上他突然悟到,这是原始先民开始从水崇拜到了田园崇拜。
  半山时期中国的农耕文明就已经产生。由于农耕文明的产生,人们的崇拜对象发生了变化,马家窑类型彩陶上画着的水波纹反映了先民对水的崇拜,而农耕文明产生后,先民们把过去对水的崇拜转向了对田园的崇拜和赞颂。于是,从马家窑类型时期的水波纹就逐渐演变成了半山时期表现田园的四圈纹。兴奋之余,他又对马家窑蛙纹、马厂蛙纹到龙文化的产生,以及一系列重要的文化现象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的研究课题和成果引起了学术界和收藏界的极大关注。对他的学术研究成果,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作了报道。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曙华说,我没有想到,王志安在马家窑彩陶画中,居然找到了中国哲学的文化源头。“王志安对于马家窑彩陶图案的解读,揭示了马家窑彩陶的文化、艺术、历史价值,是对远古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方面的一种深层解读。王志安先生所用的不是今天西方式的概念思维和对象化的认识方法,而是富于联想和创造性的‘象思维’方法,是基于生命实践之感通或感应的‘生命化’研究方法。这为我们解读远古文明,乃至中国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启示。”
  2011年10月22日,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和西北民族大学联合创立了“西北民族大学马家窑文化研究院”,聘任王志安先生担任院长。这意味着:马家窑文化研究这一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学术课题,从民间走向了神圣的学术殿堂;这更意味着:马家窑文化研究从分散的民间自发性研究,走向了有组织、有主题、有方向的自觉性、科学性研究。

马家窑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古羌人

关于马家窑文化的族属问题,应该肯定地说,马家窑文化就是由今天我们称为古羌人的一个远古部落群体所创造。在古羌人这个概念中,不仅有现在所指的羌、戎、狄、胡等族群,更有现在已作为汉族大族群中的一大部分早期的汉人祖先。
  王志安先生的这一论断,可以从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甘肃文史学者张润平认为:事实上,在秦汉及秦汉以前的所谓汉族,其实正是现在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在秦汉以前,真正的主体民族恰恰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被历史学家们忽略了而未能被统计进五十六个民族中去的一个民族——羌族。
  羌族是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活化石。?
  张润平还进一步指出了马家窑彩陶文化与古蜀三星堆文明的延续关系:马家窑彩陶完整的很少,破碎的很多,这是由它特定的神圣功能决定了的。彩陶根本就不是日常用品,而是极其神圣的唯一的礼器、祭器、冥器用品。当它的功能完成之后,它们也就随着破碎了。破碎彩陶也是祭祀活动的一个重要仪式之一。笔者估计,可能当它们作为礼器、祭器的时候,被破碎的可能性大些;当它们作为冥器的时候,被破碎的可能性就会小些。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三星堆的器物被破碎来得到佐证。
  三星堆文明时期距今为2800——4800年,已经有多位学者的研究证明,三星堆文明的先民就是古羌人,而且他们来自于岷江上游及洮河流域。据《尚书》记载,那个时代的甘、青、宁、陕西西部、四川北部,都有古羌人生活,属于同一古羌文化圈。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当时就被破碎了,这与其祭祀仪式、祭祀理念肯定有关。那么,与在此之前同一古羌文化圈的甘肃南部岷县一带发生的彩陶破碎现象相比,显然是有传承、有延续、有其共同性的。这基本上可以证明,古蜀三星堆文明是史前洮河文明的延续。?
  还有一个更为有力的佐证。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屈小玲,通过对成都金沙遗址发掘出的古蜀王国的文物中的两枚蛙型金箔和马家窑彩陶蛙型纹饰的比较,认为:具有蛙纹特征的马家窑彩陶文化,更具有文化母题意义;这证实金沙蛙型金箔与其有直接的渊源关系;马家窑彩陶文化中的蛙图腾和女娲神的关系,与古埃及蛙女神极其相似,具有很多共同特点。
  马家窑彩陶艺术不仅影响了古蜀地区,同时也影响了藏彝走廊的大西南地区,包括藏缅语族,壮侗语族与苗瑶语族。这些正是与蛙崇拜图腾有密切关系的地区和民族。金沙蛙型金箔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拟蛙纹接近,三星堆文化与金沙文化有一个向周围辐射和南传的历史,蛙崇拜也应该在其中。2007年一篇网上考察黎族的蛙崇拜源流的文章,认为黎族的蛙崇拜源于马家窑彩陶文化,并考察马家窑彩陶文化传播路径可能是青海(甘肃)→四川→贵州(湖南)→广西→海南。
  在这个意义上,马家窑文化通过古蜀王国向西南与南方传播,四川就成了马家窑文化的重要传播源。成都是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从金沙蛙型金箔所蕴含的马家窑彩陶文化蛙崇拜的文化意义,考察南丝绸之路境内境外不同民族与地区的蛙崇拜,或许可以假设为一例华夏文明南传的例子。

马家窑文化的传播与古羌人的迁徙

马家窑文化的传播及其影响,以及古羌人的迁徙,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韩建业认为:“距今5500年左右,西北地区甚至整个欧亚大陆北部,气候都趋于冷湿;距今5000年左右,气候寒冷达到谷底,对文化变迁的影响更加显著,农业文化的南移趋势更加明显。马家窑文化类型从甘肃西南大幅度向南扩张,一直到达更暖湿的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为该类型开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马家窑文化类型还西向扩展至青海共和盆地、河西走廊和阿拉善地区。”
  从考古发现可知,河西走廊乃至新疆东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彩陶,就直接受到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影响——这是一条马家窑文化向西传播的路径;而向南传播的路径则与古羌人的南迁路线密不可分。
  无独有偶,耄耋之年的甘肃文化学者景生魁先生也在《漫话古羌族的兴起和迁徙》一文中认为:
  气候变化也是古羌族南迁的重要原因。
  从现今上溯到5000年前,我国的气候大致经历了四次剧烈变化,主要表现为寒冷与温暖互为交替。古羌族的大量南迁,从第一次寒冷期开始。这一时期,高山上大雪覆盖,每年七月份草木才能生长,人们只能种一些蚕豆、青稞之类的耐寒作物,人群只有大规模的南迁,才能生存。而白龙江、岷江沿岸是深切割峡谷,不利于进一步生息繁衍,这就使得南迁的脚步一直往南,直至延伸到了西南边境。到春秋时期,因战乱所迫,羌人迁徙到了云南、贵州等地,与当地的土著民族结合,形成了我国西南地区多民族分布的特点。彝族、普米族、土家族、纳西族、阿昌族、景颇族等皆与古羌族有一定的血缘关系。迁徙的地区一直向南延伸,向亚热带、热带地区靠近,有的到达了老挝、缅甸、泰国以及藏缅语系的各个地区。唐代却又是一个温暖期,这一时期甘肃的陇右一带农作物一年两熟到三熟。岷县的洮河两岸和宕昌以下的白龙江流域,为“小江南”气候。这时期的古羌族的后裔,又与辽东的鲜卑人融合为吐谷浑,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故地,并与唐王朝联姻,成为边塞安宁的军事盟国。在西藏的昌都地区,古羌族后裔所建立的“女儿国”,修桥补路,发展畜牧业,五谷丰登,呈现出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观。
  除此之外,政治的因素也许更不容忽视。


(作者:王长华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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